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中轉站，也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匯之地。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大批古代文獻，就是四大文明交匯的結晶，也是絲路文明最寶貴的實物見證。
杭州與敦煌山水相隔，但浙江學人與敦煌學有著不解之緣。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項楚等前輩學者的引領下，20世紀80年代起，我與敦煌學結緣，對敦煌寫卷中的俗字、俗語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后來又醉心于敦煌文獻的整理校勘。20世紀90年代，我牽頭的學術團隊開始了敦煌文獻的大規模整理工程——《敦煌文獻合集》的編纂。在對敦煌文獻全面普查、系統分類整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不少殘卷相互之間關系密切，有些是可以拼接復原的。如敦煌文獻中有唐玄應《一切經音義》（以下簡稱玄應《音義》）殘卷數十件，分藏于中、法、英、俄各國，我們在全面普查的基礎上，共發現42件玄應《音義》寫本殘卷。經過進一步調查，發現這42件殘卷包括第一卷4件、第二卷6件、第三卷11件、第六卷12件、第七卷1件、第八卷2件、第十五卷1件、第十六卷1件、第十九卷1件、第二十二卷2件，另摘抄1件。最后比較行款、字體、紙張、正背面內容，結果發現存有2件以上殘卷的一、二、三、六、八、二十二各卷均全部或部分可以綴合,總數達32件，可綴數超過四分之三。這些原本撕裂的殘卷不宜倉促分頭整理，而需要先拼接綴合，才能在類聚的基礎上形成高質量的整理成果。如敦研357號殘片，存8行，無題，《甘肅藏敦煌文獻》編者擬題為“字書殘段”。其實此殘片并非字書，而是玄應《音義》卷二殘文。后來我們發現此殘片與斯3469號殘卷字體、行款完全相同，蓋出于同一人之手，應為同一寫本的殘片，可以拼合，而后者《敦煌寶藏》定作“一切經音義”，甚是。此二號拼合為一，進而比勘刻本玄應《音義》，不但可據以糾正刻本的文字之誤，而且可以得知敦研357號第六行行末“足大”二字及其下的半字（“大”下尚有小半字，存上部，應為“指”字）應移至第八行“古才反”之后，蓋碎片誤粘于前，“古才反，足大指”是對第八行“腦胲”之“胲”的音釋，而第六行下部本身原有殘損，誤粘的碎片復位后，所存字句與玄應《音義》卷二相關文句完全相同，殘文怡然理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此我們體會到，敦煌文獻中殘卷的比例極大，殘卷綴合對提高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質量確實非常重要。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2006年，《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整理編纂工作大體完成后，我開始把研究重心逐步轉移到殘卷綴合方面，并先后發表了《俄敦18974號等字書碎片綴合研究》《敦煌本玄應〈一切經音義〉敘錄》《敦煌殘卷綴合研究》等討論殘卷綴合的論文，為殘卷的大規模綴合作了實踐上的探索和理論方法上的準備。在此基礎上，考慮到可綴殘卷數量巨大，除了團隊核心成員外，我還先后指導一大批博士、碩士研究生加入敦煌殘卷綴合的隊伍。入選2022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的《拼接絲路文明——敦煌殘卷綴合研究》，就是我們學術團隊師生共同傾注心力打造的世界上第一部敦煌殘卷綴合研究的著作。
如眾所知，敦煌文獻數量浩繁，總數達七萬號之多，而且流散后分藏于全世界幾十個國家的數百個公私藏書機構。要在如此龐大且分散的收藏中找到兩個甚至十幾個可以綴合的殘卷，確實如同大海撈針，難度極大。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說：“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損裂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況，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處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倫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設法將其收集一處，方可使卷子復原。而此事至難，欲成不易。”在幾十年研讀、整理敦煌文獻的過程中，我們也深切體會到殘卷綴合對深化敦煌學研究的重要性，完成此項艱巨任務的責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幸運的是，我們的前輩學人已在這方面作了可貴的探索，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后英國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國國家圖書館四大館藏敦煌文獻影印本的陸續出版，為人們閱讀敦煌文獻帶來了極大便利，也為敦煌寫卷的全面綴合創造了條件。在具體實踐和不斷摸索的過程中，我們逐漸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敦煌殘卷綴合的程序和方法：首先，在充分利用現有的各種索引的基礎上，對敦煌文獻進行全面普查分類，把同一種文獻或內容相關的文獻匯聚在一起；其次，把同一文獻內容直接相連或相鄰的寫本匯聚在一起，因為內容相連或相鄰的殘卷為同一寫本割裂的可能性通常比較大；最后，比較行款、字體、書風、紙張、正背面內容，以確定那些內容相連或相鄰的殘卷是否為同一寫本之割裂。
這里我想舉一個具體例子來作說明。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敦煌文獻共51號，其中WB32-1（31）號僅存1紙19行（前部另有一行，但僅存上欄末字左下側一個殘點），每行分上下兩欄，每欄抄一佛名。原卷無題，木盒裝，盒蓋表面墨書“佛說菩薩念誦三昧經卷苐六”，此題與寫卷內容不符，當系誤置。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錄（三）》改題作“佛名經斷片”，大抵可行。考卷中有“從此以上二千一百佛十二部經一切賢圣”文字一行（第17行），這是只見于敦煌文獻及少量日本古寫經中的十六卷本《佛說佛名經》統計佛名數量時的典型句式。循此線索，我們對敦煌文獻中的所有十六卷本《佛說佛名經》寫卷作了全面普查，共發現該經寫卷近700號。進一步比對發現，此頁殘紙內容出于十六卷本《佛說佛名經》卷三。敦煌文獻中有十六卷本《佛說佛名經》卷三寫卷24號，分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博物館、英國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日本杏雨書屋等6個藏書機構。仔細核對發現，日本杏雨書屋藏羽485號十六卷本《佛說佛名經》卷三第18紙與第19紙之間掉了一紙，而國會圖書館WB32-1（31）號正是羽485號丟失的一紙（見下大圖）。羽485號首尾完整，存31紙，每紙19行或20行，與WB32-1（31）號所存一紙行數相合，二號行款格式、字跡書風近同，卷中統計佛名逢百整數的一行文字上方皆繪有一尊彩色佛像，而且WB32-1（31）號首行之前所存一字的左下側殘點，正是羽485號第18紙末行上欄“南無寶上佛”句末“佛”字左部撇筆殘缺的末梢，拼合后此字可成完璧（見下小圖），二號綴合后，WB32-1（31）號得以與原卷團圓，羽485號第18與第19紙之間丟失的一紙亦得以復位，從而形成《佛說佛名經》卷三（十六卷本）又一完整長卷，WB32-1（31）號堪稱一紙千金。曾有日本敦煌學前輩斷言包括WB32-1（31）號在內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敦煌寫卷多為“贗品”。今WB32-1（31）號既可與可靠性沒有異議的羽485號完全綴合，則其為敦煌寫經亦可得以確認。
20年來，我們的學術團隊對全世界范圍內的敦煌文獻作了窮盡性的調查和數字化，建立了數據庫，并給其中四千多號未定名殘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了敦煌文獻的家底。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所有敦煌殘卷展開了大規模的綴合工作，新發現可綴合殘卷近萬號，同時糾正了前人在定名、斷代及屬性、字體、真偽判定方面的大量疏失，有很多創見和發現（包括對敦煌藏經洞的性質提出了全新觀點），最終成果將匯集為約800萬字的《敦煌殘卷綴合總集》。更為可喜的是，我們把項目推進與人才培養有機結合起來。參加本項目的博士、碩士生、本科生已有六七十位，他們畢業后分別去往全國各地高校工作，有的已成長為青年學術骨干，有關成果將集結為“敦煌殘卷綴合整理研究學術書系”陸續推出，包括《〈大般若經〉敦煌寫本研究》《〈金剛經〉敦煌寫本研究》《〈金光明經〉敦煌寫本研究》《〈八陽經〉敦煌寫本研究》《〈大般涅槃經〉敦煌寫本研究》《敦煌四部文獻寫本綴合研究》《敦煌佛經文獻寫本綴合研究》共7部，真正做到了出成果、出人才，薪火相傳，為敦煌學研究培養了一批新生力量。
從2007年第一篇敦煌殘卷綴合的論文發表以來，我們已經在這個領域耕耘了近20個年頭。據調查，敦煌文獻中可以綴合的寫卷達到四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如果敦煌文獻的總數是七萬號，那可以綴合的寫卷就達到17500號左右。我們目前發現可綴合的，僅比這個數字的一半略多一點，主要聚焦于四大藏家及其他部分已刊布圖版的公私藏家的藏品。事實上，還有大量公私藏家（尤其是日本）的藏品沒有公布，這部分散藏藏品可以綴合的殘卷比例更大，綴合難度也更大，需要我們付出更艱苦的努力。迄今為止，我們的工作都是依靠“人腦”，是一個一個卷子翻閱、比對的結果，花的是笨功夫，是汗水和心血熔鑄的結晶。佛教徒把佛經的抄寫、修復視為一種功德，敦煌殘卷的綴合同樣可以作如是觀，再苦再累，我們也無怨無悔。
在信息時代的今天，敦煌學研究也需要與時俱進。近年來人工智能發展迅猛，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和研究方法。我們期盼著所有公私機構收藏的敦煌寫卷的盡快公布，也呼喚人工智能給敦煌學研究安上智慧的翅膀，助力敦煌殘卷綴合研究，讓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拼接綴合，重現千年前的模樣和風采。
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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