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精選唐人樂府詩，在風格上“止以古雅為命”，反對南朝的華靡之風；在功能上推重樂府詩刺美見事的意義，強調其現實指歸。故其所收錄的唐人樂府，無論是古題擬作還是自命新題，都較少對漢晉六朝舊作的承襲模仿，而多為延展題材、變革旨趣之作。收錄規模雖然較狹，但是既呈現出唐人對前代題名與題材的沿革，又相對重視其別出心裁、自立機杼的現實關懷。梳理《唐文粹》的編纂理路，可以窺見宋人對唐代樂府新變、對唐人雜題樂府與新樂府的接受，進而可與宋人的樂府創作實踐相觀照，呈現唐宋之際樂府觀的變化脈絡。
姚鉉的文學主張開宋代古文運動之先，其追復古雅、強調文學社會功用的編纂理路，令《唐文粹》在選錄唐人樂府時，較《文苑英華》更加注重作品的擬古風格與現實意義，這與唐人新樂府運動批評南朝以來樂府詩浮艷淺顯、“止于模象物色”的主張一脈相承。《唐文粹》的編纂格局繼承《文選》系統，雖未將所錄樂府詩依據題材明確分類，但事實上呈現以題名與題材的相似度排布的框架，以此與前代總集乃至《文苑英華》的收錄對觀，可以探原《唐文粹》對唐人樂府的特殊關注。
邊塞、軍旅、少年、游俠等，都是前代樂府的傳統題材，它們在唐代的興盛，與唐王朝的社會現實密切相關。初盛唐賓服四夷的盛世氣象，乃至中晚唐苦于邊患的現實壓力，都令唐人更多地將視線投注于邊疆，形成邊塞主題在唐代的延展。至于游俠少年題材，則既挾帝京之壯勢，又逞從軍之意氣，與盛唐氣象交相輝映。這類創作中，不乏以前代史傳記載與故事傳說為本的篇章，對核心意象事典的應用形成書寫范式，令詠史、興亡等《文選》至《文苑英華》均未被納入樂府編纂的題材開始與樂府傳統融合。
女性題材的鋪展，則體現出唐人對六朝文人詩傳統的繼承與革新。《唐文粹》樂府選篇中，不乏承襲《玉臺新詠》題名傳統之作，如《織女詞》承自梁武帝《織婦》，《寄衣曲》承自謝惠連《搗衣》，《征婦怨》承自蕭紀《閨妾寄征人》，《古樂府雜怨》承自鄧鏗《和陰梁州雜怨》等，而這部分題名大多不見于《文選》《藝文類聚》與《樂府古題要解》中的任何一部，僅為姚鉉的編纂所接受。此舉進一步開辟了女性題材的衍題，如《列女操》為《琴操》古題的擬題，《節婦吟》之表層意義效法秋胡婦、秦羅敷等早期節婦故事，《靜女詞》題名則承自《詩經》。且此類題名大多涉及貞節、勞作、怨等題材，其中貞節與勞作，亦是《文苑英華》以前未明確的樂府題材。姚鉉將它們編纂為樂府，既體現對唐人樂府徒詩的寬泛接納，也進一步拓展了樂府題材的范圍。
此外，《唐文粹》樂府門中羅列的新興題材，如功成作樂、古樂等，產生于初盛唐禮樂興盛的政治環境，而志節、感慨等題材，則關乎唐代詩人的自我抒發。它們與樂府傳統交匯，開辟了更加豐富的創作空間，姚鉉對此的接受與推重，則為宋人進一步擴大樂府徒詩創作奠定了基礎。
《唐文粹》所崇尚的復古精神，在于尊國家、正人倫、寄托抱負、抒寫憂困的情懷與品格，所收錄的唐人樂府擬題，也大多格調高遠，對傳統樂府窠臼有所翻新。首先是古題本事的再度塑造。如《壯士吟》題，古題張華《壯士篇》“乘我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僅描繪以良馬名弓、高冠長劍堆砌出的抽象形象，至孟郊“壯士何曾悲，悲即無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淚垂”，則引入人所共知的荊軻故事。這一核心意象的更變，甚至反過來塑造了古題本事，即后來郭茂倩以為“燕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壯士篇》蓋出于此”。唐人樂府創作對宋人樂府觀塑造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是古題立意的翻新。如《鼓吹入朝曲》，題出謝朓奉齊隨王在荊州所作鼓吹曲，舊辭但述南朝半壁江山之美，《唐文粹》將之歸屬于行樂題材，所錄李白之作“鐃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槌鐘速嚴妝，代鼓啟重城”，卻不再以行樂為主旨，而轉寫帝京氣象、天子威儀，這正是以初盛唐時大量帝京主題樂府詩為其先導所誕生的篇章。與之相反，《洛陽陌》之書寫，則由帝京壯麗轉向文士感慨。南朝眾作皆寫洛陽宮闕宴樂之盛，李白之“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則用《世說新語》潘岳“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事典，以其萬眾矚目反襯自己的懷才不遇。
更值得一提的是變革古題主旨，關注民生的諸作，這是唐人新樂府運動理念的彰顯。如《冬白纻》，《白纻》本為晉舞，盛于南朝宴樂，如沈約《四時白纻歌》等均寫宴樂情好之歡。至元稹之作，則先以“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纻翻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軟”極力鋪陳吳王之耽溺女色，復以“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卒章，飽含譏刺之意。又如《夜夜曲》，此題由沈約立題，梁簡文帝有唱和之作，《樂府古題要解》以為“皆言獨處自傷之意也”；然而釋貫休之作“孤燈耿耿征婦勞，更深撲落金錯刀”憐憫貧婦之勞苦，立意也截然不同。
唐代詩人對傳統樂府題名和旨趣的變革，要在顛覆舊題本意，注入現實關懷，以實現樂府詩美刺時政的功能。這一創作理念，繼漢樂府之后再度彰顯了樂府詩體針砭時弊的力量，為宋代文人普遍關注時政民生的樂府詩創作開辟了道路。
中唐以來，“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后世之人”的新樂府運動興起，唐人自立新題，在諷喻時事的同時又融入詠史傳統、擴大民生題材，推動了樂府徒詩的創作轉向。新樂府在《文苑英華》中多被列入歌行部，姚鉉直接將之列為樂府，對宋人接受唐人雜題樂府與新樂府并廣為創作，亦有促進之功。
唐人的新題樂府本不乏感慨盛衰、興寄現實之作。如韋楚老《祖龍行》寫秦朝瓦解，張說《鄴都引》嘆鄴城荒棄，王轂《后魏行》述北魏河陰之變的慘烈，皆借題詠古史發興亡之思。又如王維《燕支行》敘衛霍北伐匈奴，以古喻今，高揚盛唐時代氣象。天寶之后，部分唐人更借古諷今，反思安史之亂成因，抨擊中晚唐社會亂象，如崔國輔《魏宮詞》諷刺唐玄宗強取兒媳，張籍《永嘉行》影射中唐藩鎮割據，白居易《七德舞》承唐代雅樂之名，贊頌唐太宗“以文德綏海內”的功業，以明王業之艱難等。此外如元稹《苦樂相倚曲》，借樂府傳統固有的班婕妤故事寓意君恩無常，不失以此隱喻君臣之意；張籍《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以古樂府中常見的忠貞主題落筆，婉拒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之拉攏等，均有現實寄托。
新樂府運動更倡導即事名篇、直指時弊的現實功用。如白居易《陰山道》質疑與回鶻的邊貿對唐代經濟的傷害，《八駿圖》勸諫唐憲宗不可沉溺享樂、荒廢朝政，《太行路》諷刺當時君臣多不得以義終等。民生勞苦也是新樂府立題的重要來源。如《織女詞》《寄衣曲》等，其題材與核心意象多源自六朝詩歌中幽怨的女性形象，然而元稹“織婦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圣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征早”寫農家苦于賦稅，張籍“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城里。殷勤為看初著時，征人身上宜不宜”描繪征婦的牽掛，沉痛細膩，均與前人旨趣不同，屬于唐人樂府的現實主義新變。旨趣相似的篇題，如《織錦曲》《搗衣曲》《送衣曲》等，《唐文粹》雖限于篇幅未予收錄，但為其后的《樂府詩集》一概接受。
《唐文粹》的編纂，既拓展傳統樂府的題名與題材，呈現唐人對前代題名的沿革，又重視樂府的諷興功能，推重唐人新題樂府。而題名的演變與題材的延展，正是六朝以來文人擬樂府的徒詩化趨勢的必然結果。在其后宋人的樂府接受和創作中，這種趨勢越發明顯。
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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