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中國銀保監會嘉興監管分局對某財險公司海鹽支公司開出40萬元罰單，原因是該公司編制或提供虛假報告、報表，利用保險代理人將車險直接業務虛構為代理人業務方式套取手續費。
事實上，上述行政處罰只是監管機構日常處罰之一。根據普華永道統計，2021年中國銀保監會及其派出機構共針對保險機構開出2182張罰單，罰單總金額為30299萬元。站在2022年初時點，受訪的業內人士皆認為，無論是從保險行業自身發展還是從政策導向來看，今年嚴監管趨勢仍將繼續，險企需要提升合法合規運營意識。
違法違規花樣多
梳理保險機構違法違規的事由，多年頑疾依然頻繁上榜，比較少見的違法違規事由也出現在罰單之中。
“保險公司基層機構都有業務壓力，做大保費規模，在市場面前，往往有違法違規的沖動。這也是部分行業頑疾屢禁不止，頻繁出現在罰單上的重要原因。”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保險系教授郭振華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
在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精算研究院精算科技實驗室主任陳輝看來，保險行業的部分頑疾與現有的保險業務模式相伴而生，在現有業務模式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盡管行政處罰頻現，問題依然存在。“保險機構和從業人員在業績壓力下，會考慮違法違規的成本和收益問題，也會有冒險心理。”他表示。
從受到處罰的行業頑疾來看，財產險違規事件中，“編制虛假材料”以及“虛構中介業務套取費用”出現頻率最高，是財險公司較為泛濫的違法違規事由。同時，這兩個問題也是監管機構重點處罰的對象，平均受罰金額較高。
“這兩大現象背后的核心問題依然是費用。”一位不愿具名的險企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險企為了爭搶資源，往往依靠拼渠道費用，但為了在表面上滿足監管要求，就采取編制虛假材料、虛構中介業務等方式來曲線達到目的。
以車險業務為例，車險綜合改革實施之后，盡管險企在件均保費下降、賠付率上升的雙重壓力下，其費用端空間收窄，但手續費數據不真實的現象依然是個大難題。中國銀保信去年下發的《關于加強全國車險信息平臺手續費數據上傳質量工作的函》指出，從車險平臺記錄的跟單手續費比例來看，部分保險公司中介渠道跟單手續費比例上傳為零，且保單量占比較高，與實際中介業務場景不符，降低了手續費數據的準確性。
從人身險公司受罰的違法違規事由來看，上榜前五位是：編制虛假報告、報表、文件、資料，給予投保人保險合同以外的利益，未按規定使用經備案的保險條款、保費費率，欺騙投保人，以及虛列費用。
同時，一些非行業普遍性問題也上了罰單，這類問題要么性質比較嚴重，受處罰金額較大，要么反映了行業發展的新問題。例如，某險企項目子公司融資借款超過監管比例規定，同時，關聯方長期占用保險資金；部分險企高管資格尚未獲批就已經走馬上任；此外，部分險企因為存在唆使、誘導保險代理人進行違背誠信義務的活動被處罰。
倒逼險企變革現有業務
縱向對比來看，最近幾年，監管機構對保險機構的處罰金額呈現持續上漲的態勢。據公開信息統計，2019年、2020年保險機構被罰單金額分別約為1.7億元和2.2億元，2021年則超過了3億元。
“可以看出，銀保監會成立以后，整體上保險業的處罰力度在向銀行業看齊，力求行業發展更加規范，從中也可以看見監管思路。可以預見的是，今年嚴監管的趨勢仍將繼續。”陳輝表示，監管部門也是希望通過行政處罰及信息公示，倒逼保險公司來變革現有的業務模式，提高違規成本以降低其違規意愿。
郭振華指出，無論是從監管機構陸續發布的政策法規還是從行政處罰來看，都體現出了更加嚴格的監管理念。一方面，通過嚴監管來落實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理念；另一方面，保險業多年粗放式發展模式積累了很多問題，也需要強有力的監管手段來進行糾偏。
從具體的保險公司來看，個別險企為違法違規付出了沉重代價。例如，某保險公司2021年被處以罰款128萬元，而其2020年第四季度和去年前三季度共四個季度的保費收入僅1974萬元，罰金占保費收入之比達6.48%。業內人士認為，大額罰金會讓保險機構感受到切膚之痛，提升合規經營理念。
從保險行業發展來看，2021年，人身險公司主要受兩大負面因素影響：疫情削弱人們保險消費意愿，營銷員大量流失；財產險公司主要受車險綜合改革影響，保費下降，賠付率上升，車險經營出現行業性虧損。展望2022年，業內人士認為，人身險業短期尚難迎來轉機，財險業的車險保費將開啟向上通道，但增長空間有限，且增量主要來自賠付率較高的新能源車。在此背景下，保險機構違規經營的沖動仍然較高，而監管態勢仍然將比較嚴格，預計監管處罰力度將會只強不弱。險企一方面要提升合法合規經營意識；另一方面還得全方位提升業務能力，增強市場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