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加拿大鵝”的維權事件備受關注。
今年10月，上海消費者賈女士花11400元在上海一家“加拿大鵝”專門店購買了一件羽絨服，回家后發現商標繡錯、縫線粗糙，甚至還有刺鼻異味。賈女士次日向商家討要說法時，先是遭到“所有中國大陸地區專門店售賣的貨品均不得退貨”的推脫，后來又被要求出具質量檢測證明。最后，在上海市消保委和全國眾多媒體的多重監督之下，賈女士在一個月之后才退貨成功。
類似的“霸王條款”一再出現，讓消費者詬病不已。盡管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不符合質量要求的，消費者可以依照國家規定、當事人約定退貨，或者要求經營者履行更換、修理等義務”，但是諸如“禁止自帶酒水”“消毒餐具收費”“特價、促銷商品概不退換”等規定，仍然時常出現在生活中。
“我就用快遞寄些紫菜，非要讓我多付1元錢保價，否則就不予承運，這不就是‘霸王條款’嗎？”采訪中，福建福州市民雷明（化名）說起近日他給朋友寄紫菜時的遭遇，頗為氣憤。最后，為了盡快將物品寄出，雷明只得“被迫”付了這1元錢。
湖南郴州市民唐天宇（化名）也曾遇到過這種情況。去年冬天，唐天宇和朋友吃完晚飯后去KTV唱歌，順便把尚未喝完的啤酒、飲料也打包帶了過去，但服務員看到他們飲用后立即沖進包房，強令唐天宇將啤酒飲料放置前臺，理由是“本店不允許自帶酒水”。
“這不就是變相強迫我們購買KTV的酒水嗎？后來因為口渴，我們不得不花了56元購買KTV的飲用水。”唐天宇說。
“‘霸王條款’的特點是，經營者通過格式條款或店堂告示、告知、通知等推卸或免除責任，并限制或排除消費者應享有的權利。”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告訴《法治日報》記者，目前，“霸王條款”存在于各行各業，比如在一些店鋪會以通知、告知、宣傳單、告示牌等形式設置“霸王條款”，一些大型互聯網平臺的交易規則或用戶協議中也存在不少“霸王條款”。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在經營活動中使用格式條款的，應當以顯著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價款或者費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項和風險警示、售后服務、民事責任等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內容，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予以說明。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不得利用格式條款并借助技術手段強制交易。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內容的，其內容無效。
“實際上，我們所說的‘霸王條款’就是指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條款。”陳音江說，格式條款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但若在格式條款中加重消費者責任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排除或減輕自身責任，就可以視為“霸王條款”，其涉嫌侵犯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
然而，因為部分消費者維權意識不強，使得這些“霸王條款”大行其道。“現實中，部分消費者認為經營者在交易發生前已經給予提示，或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自認倒霉。其實這類條款并不具備法律效力，但由于部分消費者并不了解，誤認為這些條款具備法律效力，從而放棄維權，客觀上會縱容商家肆意妄為。”陳音江說。
多名受訪者也表示，因為整個維權過程較為漫長，維權成本太高，十分消耗精力，所以一般遇到“霸王條款”也不會去維權，只能默默忍受。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吳景明分析認為，因為“霸王條款”是經營者利用自身優勢地位而事先擬定好的，消費者遇到“霸王條款”時不能修改，只能選擇接受或離開，沒有第三種選擇。消費者在無奈的情況下，一般都會被動接受對方強加給自己的不合理條款。
“如下載應用軟件時出現的格式條款，不僅篇幅較長，行文也晦澀難懂，此時消費者只能點擊同意，如不同意，則無法使用軟件，這就相當于消費者接受了條款中所有不公平規定，已經遭受到‘霸王條款’的侵害。”吳景明說，經營者設置“霸王條款”的違法成本很低，即便受到有關部門查處，其受到的懲罰也較輕，這是“霸王條款”橫行的主要原因。
陳音江建議，監管部門須加強對“霸王條款”的查處力度，一經發現責令改正，并依法懲處。同時，消費者在遇到“霸王條款”時，應該及時站出來說“不”，敢于維權。根據民法典有關規定，消費者作為相對弱勢方，可以主張“霸王條款”內容無效或不成為合同的內容。如果無法與經營者協商解決糾紛，可以向消協尋求幫助或向市場監管部門投訴，還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
“‘霸王條款’侵犯的是不特定主體的利益，如果侵權較為嚴重，又針對不特定主體，省級以上的消費者協會組織也可以通過公益訴訟的方式解決。”吳景明說。
吳景明認為，我國法律對于格式條款的規制已經比較健全，特別是民法典生效后，對于格式條款的規定更加明確和具體，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執法和司法。對于不法商人利用格式條款進行“霸王交易”的行為，要通過嚴格執法和司法進行打擊，使消費者免受“霸王條款”的困擾。
